由臺北市政府出品，入圍第七十一屆威尼斯影展的記錄片《光陰的故事－台灣新電影》，仿如一本精讀書，讓觀眾概括了解八十年代「台灣新電影」的特質和發展史。
談到近代台灣電影，大眾或會聯想起九把刀的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、《等一個人咖啡》等商業電影。但同期也有不少如易智言的《行動代號：孫中山》、張榮吉的《共犯》等電影作品。它們的風格，明顯受「台灣新電影」的影響。所謂「台灣新電影」，普遍來說電影愛選用非明星演員、喜愛實況拍攝，以緊貼社會真實風貌、故事內容多圍繞台灣本土民生、拍攝手法力求唯美，很有藝術風格。
電影不止拍人像
在《光》中，製片王耿瑜和導演謝慶齡，走訪亞、歐、南美，訪談了五十多位導演、影評人和藝術家等，由他們專業品評「台灣新電影」。既是臺北市政府出品，滿以為受訪者在品評時，會留番幾分薄面。但不受訪者，如泰國導演阿彼察邦韋拉斯，卻說得坦白，他們不下一次提到「台灣電影令人有睡意」。
這話一出，無不令觀眾捧腹大笑，但他們無不即時補充說，台灣電影的細緻和氣氛，卻成功令觀眾忘記煩憂和一切，完全投入電影世界。阿彼察邦韋拉斯便說「侯孝賢的電影，讓我感受到”家”」而他的作品，或多或少受到侯孝賢的風格影響。
《光》走訪五十多位人物，但電影版礙於時限，只能收錄廿多位愛訪者。印象最深的是訪問日本明星淺野忠信。因他從演員的身份，簡單說出了「台灣新電影」的獨特處。淺野說日本的電影製作，是講求效率。一組一組的劇目，按既定時序拍攝和完成。他跟侯孝賢合作時，卻顛覆這一點。侯導不時每一朝重複拍攝同一組劇，直至他滿以為止，若以日本製片人的標準，這是不合格。就此他求教於侯導。侯導回應道他不只是在拍攝人像，還包括天汽、流動的空氣和現場的氣氛等。淺野認為，他跟侯導合作，學懂了很多拍攝日本電影時學不到的知識。
最重要還是內容
片末找回侯孝賢作壓軸嘉賓，由他作總結和展望。他說過去電影追求拍攝手法，但最重要的，還是內容，那個時代的內容。本人認對這番話，感受至深。看今天電影，同一日可以有廿部新戲上畫，競爭非常激烈。為了顧及票房收益，香港電影跟荷里活一樣，傾向商業元素為主，只為迎合觀眾口味，卻因此失去獨有文化和色彩。正如《香港演藝學院》電影電視學院院長舒琪也在《光》中指，台灣新電影時代的製片人，面對票房壓力，作擁有那種堅持，那種決心，他是很景仰的。
其實要了解「台灣新電影」的始末，得從其五十年代，台灣電影由政府主導，用作政治宣傳工具、七十年代電影改革等了解，此外亦應對「台灣新電影」的核心人物，包括侯孝賢、楊德昌等人作深入介紹，他們之間如何推動「新電影」的演化等，《光》對此一概省略。但本片着重從外國人眼中，品評台灣電影，既顯出台灣人的胸襟和氣概，亦令片中對「台灣新電影」的定議，更為客觀和說服力，從中探索電影的真正義意，製作電影的應有態度，只要是熱愛電影的朋友，《光》很適合他們觀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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